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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球人物:《二》的“真实”官场荡妇

  6月底,湖南省会长沙在一片雨雾中,湿热的天气让人有点喘不过气来。上午10点多,黄晓阳的手机还没有开机,写作的他养成了“夜猫子”的生活习惯:晚上写书写得很晚,通常这个时候还没有起床。

  将近11点,在靠近湖南日的一家咖啡馆里,黄晓阳终于坐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。1.8米多的个头,身材魁梧。一头抢眼的花白头发直立着,有点突兀。不过,他笑起来显得年轻很多,与50岁的年龄不太相符。每当话说到兴奋点,他的逻辑重音就变得格外分明,还伴着时而握拳、时而举起双手的肢体动作。

  这一年多来,黄晓阳迅速走红,一部《二》将他推向了人生巅峰,120多万册的市场销量以及在盗版市场的疯狂表现,将整个出版江湖搅得风起云涌。如今,黄晓阳是湖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华声在线读书频道的总编辑,之前他曾任《华声领导者》总编辑。

  《二1》、《二2》分别于2011年5月和9月出版,先在厅处级阶层以及国企高管层引发强烈反响,后来,轰动效应如涟漪般向周围扩散。如今,看这部书的人已遍及各个层面,许多人称它是一部“教科书”。《二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:江南日报资深记者唐小舟,因为个性太强,恃才傲物,在受到无情。事业上不顺利,颇有姿色的老婆也红杏出墙。正当人生陷入低谷时,省委办公厅一纸调令,调他去给新任省委当秘书,成为俗称的“二”。唐小舟的命运曲线触底后迅速反弹,高扬攀升。第一时间里,他的手机被打爆了,总编辑谄媚祝贺,老婆温顺关怀,徒弟娇媚邀约,各类官员攀附问候一幅全景式画卷随之徐徐展开,唐小舟深知,周围人对他态度的大转变,源自他地位的改变。

  主人公唐小舟进入后,一直将省委赵德良视为偶像。外表文弱的“外来省委”深谙之道,在与本地核心人物、省长陈运达的争斗中,逐步掌控局势,并通过人事调整、反腐扫黑等活动,一步步搭建起自己的构架,实现了高层的重新洗牌。在这个过程中,唐小舟也学到了很多当官的“本领”。在他眼中,之上的每一件小事,都闪烁着智慧的,当官是“一门技术活”。

  且不论《二》这部书里究竟有多少“哲学”,但有一点受到了很多人的推崇,那就是黄晓阳写出了很多“细节”。出版方在相关推介中引用知名学者易中天的话说:“《二》写得还真不错,对很熟悉呀,细节到位。”小说作家阎真也评价说:“书里有大量到位的细节描写,惟妙惟肖,令人士叹为观止。”比如,唐小舟上任面临的第一个问题,就是如何称呼上级,“”、“”、“老板”都是对领导的称呼,但在里,什么时候用哪个很有讲究。再如,为什么高层领导办公室的门总是紧闭的,次一级领导的门是虚掩着的,中层领导的门是半开着的,小领导的门一直是敞开着的,这些在上大有学问。

  作者在书中也有很多自己对的思考和总结,如书中写道:“中国的官员升迁机制,既不是的选举机制,也不是古代的科举机制,而是先秦时代的伯乐机制。千里马若想顺遂,就一定要去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伯乐有时候,他们在的成败,的不是他们自己,而是他们背后的伯乐。”等等。

  《二》风靡的同时,读者也在好奇并猜测作者有着怎样的职业经历,怎么就能把写得如此吸引人?出人意料的是,黄晓阳“一天官也没做过”,而他在写《二》之前,认识的最高级别的官员,是当年自己所写《魏文彬和他的电视湘军》一书的主角魏文彬,当时此人任湖南省局长,是位厅级干部。

  1962年,黄晓阳出生于湖北黄石市大冶县的农村,父亲是一位知识,在县农委工作,1957年被打成。那个时代的烙印深深刻在黄晓阳心里,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压力。“孤僻、叛逆、自闭、自卑”,黄晓阳这样总结自己小时候的性格。

  因为家庭出身问题,黄晓阳从小就有很强的心理。虽然他是班上学习成绩最好的,但像加入少先队、当班长这些事全都轮不到他。小学四年级,有一次学校组织出去参观,要轮渡过长江,当时他跟同学说“轮渡的时候,船沉了就好玩了”,没想到这句很孩子气的话被报告给了老师,结果给他开了一个月的会。

  1979年,黄晓阳参加了高考,“那一年的题出得很刁钻,考了270多分,离大学分数线差了几分,考了一个省中专。”不过,命运又一次捉弄了他,他和一批高分学生最后被录取到了师范,属于市级中专。黄晓阳被分到了数学班,而他极其不喜欢数学。

  没办法,黄晓阳开始寻找出。有一天,他在图书馆看到一本,其中徐志摩的诗《再别康桥》深深吸引了他,他觉得诗的语言太过瘾了,从此就迷上了诗。那个时代文学正热,有大量的文学期刊涌现,如《文学》、《文学》等。只要不上课,黄晓阳就到图书馆看书,把喜欢的诗抄下来,并开始学写诗,给报刊社。

  写了很多诗,但一直没有发表。直到五六年后,黄晓阳才第一次在《晚报》上发表了一组小诗《人》,他至今还记得其中两句:“你把自己砸在地尘,大雁却把你写在天上。”后来,黄晓阳认为自己“可能不适合写诗”,就改为学写小说。

  中专毕业后,黄晓阳被分配到市汉阳区一所边远学校教书。这期间的1987年,他在《布谷鸟》上发表了中篇侦探小说《红牌小轿车》,共3万多字。他清楚地记得,那期的封面就是根据他的小说内容画的,“红牌小轿车”几个字很大很醒目,他为自己这篇“成名作”激动了好一阵子。

  黄晓阳一直想离开学校,去追寻自己的文学梦。19,机会来了,他考上了大学作家班。“交了4000元学费,算是读了一个本科。”谈及这段读书岁月的最大收获,他说:“班级同学年龄层次比较大,最大的43岁,有些人在文学界已很有成就。经常跟他们交流,学到了很多东西。”

  大学毕业后,黄晓阳被分配到市江汉区,他当时就傻了,“我一心想当编辑、记者,怎么就给分到了呢?这不是离文学越来越远吗?”黄晓阳稍有犹豫,随后做出了一个决定从辞职,到一家婚姻家庭类社做了编辑。

  “这件事回过头来想,还真不知道是对还是错,江汉区当时也是事业单位,如果去了那里,说不准潘石屹现在没我有名呢!”黄晓阳打趣地说,“那时候我绝对是想进体制内的,当时我考了《长江日报》等几家,有的也面试了,不知道为什么没要我。”

  随后的几年,黄晓阳在这个江湖上着,“徘徊于门内门外”。在的几家干得一直不顺心,再加上夫妻感情也出了问题,黄晓阳决定远走广西,在北海市找了一家落脚。半年后,他回到,但第二天又不辞而别赶往广州,到一家消费者权益报当上了调查记者1997年《南方都市报》创刊,他又投身其门下,仅仅5个月之后,黄晓阳自动“出户”,当起了撰稿人,并与书商和出版社结下了“不解之缘”。

  “我这次转向,纯粹是为了,为了赚钱。主要是为一些写命题作文,靠一部电脑,一根网线,官场荡妇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攒出一本书来。我打字的速度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打字员的水平。”比如,美国“911”事件发生之后,黄晓阳很快就写出了一本《传》;张国荣跳楼,几天后全国就连载他写的《张国荣传》。官场荡妇这类东西写多了,一些出版商就开始找他写明星,《王菲画传》、《刘德华画传》、《梅艳芳画传》、《章子怡画传》2005年前后,中国兴起画传热,“毫不客气地说,我称得上是中国画传第一人”。

  有一本书不得不提,那就是黄晓阳写的《印象中国:张艺谋传》,这也是在《二》之前他最出名的一本书。因为涉嫌张艺谋的肖像权、姓名权和名誉权,他和华夏出版社被张艺谋告上了法庭,最终被判赔偿45万元。

  当撰稿人原本是他自己的选择,但后来他发现太就会让人懒惰,于是又挣扎着摆脱这种状态。2007年,黄晓阳来到湖南长沙,就职于湖南日报旗下一家社。“《二》出版以来,很多人问我是什么级别的官员,如果按体制内的级别来算,我应该是个处级干部吧,但可惜的是,我一直游走在体制边缘,别说是官,连个正式工都不是,只是个打工者。”离婚后,黄晓阳于2000年再婚,把家安在了广州。如今,他在长沙住,每半个月回一趟家。他说:“这么多年,都习惯了。”

  谈起写小说,黄晓阳说背后确实有一些原因。刚来湖南时,有一段时间他特别热衷研究春秋战国那段历史,认为那个时期的学已经是集大成了。“那时我就想写一部巨大的历史著作,从学的角度解读春秋战国。”

  当时,黄晓阳的设想是写500万字的巨著,共16部书,总书名叫《》,每一部有一个书名。写了4部约100万字后,他发现做这件事很吃力,因为这段历史在文献记载中完全是碎片化的,搞了很多次,仍然难成体系。“后来,我不断有些新想法,既然古代的搞不了,我为什么不搞一个现代的呢?于是蹦出一个念头写个《》、《商场》、《情场》三部曲。”当时《》有了一个同名小说,黄晓阳就把“场”字改成了“劫”,成了《官劫》、《商劫》、《情劫》。

  关于《二》的产生,黄晓阳告诉记者,《官劫》写到一半多的时候,出版商找他写一本商场的东西,他就把《官劫》放下来,写了《奸商》(也就是后来改版的《阳谋高手》),写完《奸商》之后,回过头又把《官劫》(也就是《高手过招》)写完了。写作中,他把两部作品中的人物联系起来,产生了一些想法:他要写一个江南省,这个圈子里有一些人值得大写特写。“《官劫》里出现了一个人物,叫唐小舟,是省委秘书,当时我的头脑里忽地闪出了一个念头,唐小舟可以单独写一部书,这就是《二》。”

  对于黄晓阳书中的所在地江南省,读者很容易把它对入座成湖南省。实际上,书里说江南省“背靠广东”,又“与湖北老死不相往来”,还有“一条武广高铁贯穿全境”,就连人口也是6700万,不是湖南还能是哪里?至于书中那个由小记者一步登天当上省委秘书的唐小舟,则完全可以看成是黄晓阳自己理想的,他把最熟悉的新闻同行设定为贯穿始终的线索人物,也是为了更好地驾驭故事情节。

  黄晓阳认为,写《二》是要解读一门学问学,向人们智慧、智慧以及智慧。他认为,一直以来,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厚黑学》等书造成了人们对学的,把与直接画了等,而他要做的正是这个,让人们对能有一个全新的认识:不完全是的,它还是阳光的。“正确对待和研究好,或许它真的有一天对我们的民族,甚至对全人类都会大有好处,成为一个巨大的推力。”

  在《二》的封面上印有:“王者伐道,政者伐交,兵者伐谋。”这就是黄晓阳推崇的为官之术。他解释说,“王者”是智慧的最高者,“伐”就是使用、运用,“道”是事物发展的规律。“政者”比“王者”稍微低一个层次,“交”是指交往、交易、外交等,说得简单一点,它的原则就是平衡,平衡、平衡,“,只有是平衡的,才是好的。”第三个层次就是用到的谋术、谋略。这里面有两个:一个是阳谋,一个是,只有最下层的“兵者”,才会推崇一些计谋甚至。

  黄晓阳说他特别不理解的是,人们一谈到上的夺势,用的都是,是一种论。他认为,其实中每个人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,也就是千万人围着抢分这块蛋糕,而这种争抢,用的不都是,还包括阳谋。比如,江南省省委和省长之间的明争暗斗,不应完全看作是,其不过是为了寻求一种平衡。

  不过,正当《二》热销之际,2012年3月的某天,该书突然“下架”了,包括当当网、卓越网等网店以及新华书店等实体书店都没了《二》的踪影,有读者来问,答曰出版社不再加印,原计划出版的《二3》也不出了。对此,黄晓阳这样对记者解释:“有一天,一位相当级别的领导对我说,你这部书之所以落得现在的状况,一定是触动了今天的一些什么。不久之后,一位看了我的书并表示很喜欢的县委跟我讲,我理解你的书,你把很多桌子下面的东西放到桌子来了。”结合这两种说法,黄晓阳认为:“以来,人们把学的东西都当作桌子底下的东西,无法判断这个东西应不应该拿到桌子来,你轰的一下子给拿出来了,大家接受不了,也无法评估你这个事情会造成什么坏的影响,但保持原状至少不至于产生变故我这本书之所以有今天的命运,根本症结就在这里。而实际上,我认为我写的是一部主旋律的东西。”

  黄晓阳以书中的省委赵德良为例,列出他原来构思的走势:“我第一部表现的是破局,通过打黑,把原有的结构打破,建立新的平衡;第二部表现的是控盘,也可以说是维稳;第三部就要体现建树,就是最后的冲刺。”

  有读者说第二部没有第一部写得好,冲突感不够强,黄晓阳解释说这就是他要体现的“控盘”。如果赵德良一直打黑,不懂得去控制局面,最后可能刹不住车从而。“当年,苏联戈尔巴乔夫搞,可谓波澜壮阔,但他不懂得控局,还一直冲、冲、冲,结果了。”

  黄晓阳告诉记者,他80多岁的父亲读完《二1》时觉得面比较多,缺乏阳光,专门打电话将他骂了一通。“但父亲看了第二部时说:你写的真的有点主旋律了。”第三部主要写赵德良开始抓经济发展,抓党建,抓文化体制建设等。“你看这多么主旋律!如果出来的话,大家一定会看到更多的阳光,我写的是越来越阳光的。”黄晓阳笑着说。

  黄晓阳认为,当代小说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:第一个阶段,在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,最早出现的是小说,包括国企以及个别官员掀起的一些制度。第一部与有关的小说是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第一部长篇小说是《新星》,后来出现了很多这类题材的作品及作家,主要是、反腐,但是主人公都是、不食烟火的,属于英雄式的、高大全的人物。“在《新星》的时代,这类的东西震撼了一代人,也鼓舞了一代人,因为需要变革,它需要有一种力量,这样的小说给了这种力量,所以它大行其道。”黄晓阳说,当矛盾和达到一定程度时,不再接受这种作品,还写这种小说,别人就觉得是了。第二个阶段从上世纪末开始,进入攻坚期,现象趋于严重。于是,湖南就出来两个人物,一个是王跃文,他写了小说《国画》;一个是阎真,他写了《沧浪之水》。他们很客观、真实地反映了现状,把一些久居神坛的官员“拉”下了马。这两部小说一直是文学的经典,影响了许多人。

  又过了10多年,矛盾更加复杂化,人们对更加痛恨,很多人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或者抱怨、不满看待和。“越来越多的小说,把王跃文他们举起的那面旗帜引进了一个。这对有意义吗?没有建树,就只是抱怨。”

  黄晓阳说他一直在思考,作为反映的文学作品,需要一些和带有哲学的思考,去引导。“我了小说的第三个时代。”黄晓阳说,他不把官员进行好坏之分,或廉贪之分,而把他们赋予“技术等级”,衡量的是平衡术。“不同于前两个阶段的,就是我的小说里有哲学。也就是我在《二》封面上推荐的那句话王者伐道,政者伐交,兵者伐谋。”

  黄晓阳的《二》系列书籍在热销的同时,也引来很多争议,其核心就在一个“真实性”上。支持者认为,作者对于生态的很多细节性的描写和较深入的总结,让人觉得真实可信,许多读者称似乎能从中找到自己的影子,引起心灵和情感的共鸣。质疑者则认为,作者所的学、平衡术并没有新意,展现给读者的那些高级领导们毫无原则可言,尽是在为自身利益玩术、拉帮结伙这难道就是当代的真实反映?记者在阅读了黄晓阳的《二》并对他进行了深入采访之后,也有几点肤浅的感受:

  其一,黄晓阳曾告诉记者,他一直游走在体制之外,在写该系列小说之前,他很少接触高层官员,“对省委省长级别官员的真实状态并不很了解”,他只是一个“旁观者,一直在观察、官场荡妇思考,然后通过研究春秋战国的体系而对现实进行一种哲学意义的提升”,基于此,我们最好还是把《二》及其系列作品当作纯小说来欣赏,而不是当作对现实的描摹,更不要去对入座,否则,信息误读容易造成对官员更大的信任危机。

  其二,黄晓阳坚称不存在和的区别,官员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,即通过争夺和制约,达到一种平衡。所以,在他笔下里的人和事,似乎没有非之分。不管县长市长,都在琢磨着升迁之道;不管大官小官,都在搞;不管少女或,每个人都是。这种文学的虚构迎合了某些“局外人”对的印象,但自然也难以为现实所接受。

  其三,黄晓阳认为他的书“下架”,是由于“把学的一些东西从桌子底下翻到了桌子”,并认为他写的是主旋律,相信《二3》将来一定能出版。这或许是他的一厢情愿。因为,作者和读者都不应该忽略一点:无论是“教科书”还是文学作品,其对现实都是有作用的,所以,宣传管理层面即使不一部作品的正面感染,也会尽量控制其对价值观的负面影响。

  此外,一个“遗留问题”也值得思考:《二》虽然已经“下架”,但读者的需求却没有减少,结果是盗版书着市场。这部书为什么能如此吸引读者?或者说这几年小说为何能“持续高热”?著名作家、《省委》作者陆天明认为,“究竟是怎么回事、怎么运作、官员怎么活着,老百姓想窥探一些东西,这造成了小说的大热”,这是从普通对“神秘”的猎奇心理角度进行解释。但换一个角度看,如果要让读者正确看待官员和,只有一条可走,就是让本不该神秘的变得透明,让一切都在阳光下运行。当然,这需要一个过程,需要全的努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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